林毅夫：四万亿计划利大于弊 目前仍需投资为主
2012-10-19 09:21:14   来源：新浪   评论：0 点击：

　　《财经》：你在最近出版的《本体与常无：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一书中提出，应以“常无”心态研究经济学问题，为什么研究经济学要持此心态？
　　
　　林毅夫：这本书是谈方法论的。从1995年开始，我就提倡中国经济学研究必须本土化、规范化，然后是国际化。
　　
　　理论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理论首先必须内部逻辑达到自洽。所有理论都在解释现象背后几个变量的因果关系，理论的推论必须跟要解释的现象一致。自然科学的证伪是相对容易的，因为它可做可控试验。社会科学的证伪要难一些，在这一过程中，各种质疑、争论都在所难免，这也是证伪的过程。
　　
　　关于2008年这一轮金融危机的成因，国外的理论界和舆论界普遍认为源于国际的贸易不均衡，而贸易不均衡则是由东亚经济所致。目前有多个理论假说。包括：东亚出口导向战略；为自保，依赖出口积累大量外汇；人民币汇率被低估。这些理论在逻辑上都能自洽。但是，我们还可以构建几个理论假说，诸如：美国金融机构的高杠杆和低利率，引发房地产泡沫和过度消费；或是，中国面临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必然增加储蓄；大国经济结构扭曲，诸如此类。因此，不能因为一个理论逻辑自洽就认为它是对的。
　　
　　《财经》：在分析本轮金融危机成因时，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受到的非议最多。在你看来，这些批评虽然逻辑自洽，但与现实不符？
　　
　　林毅夫：一些学者提出，由于国际收支不平衡，中国累积了大量外汇，并以此购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债，压低利率，无形中鼓励了各种投机，包括吹大房地产泡沫。另外，长期以来，东亚经济实施出口导向政策，加上东亚各国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缺乏外汇的教训，造成出口攀升，贸易积累过多，种下了危机的恶果。
　　
　　这些学者只看到问题的一部分，此谓“瞎子摸象”，甚至有些人知道问题并非源自东亚，只是出于政治利益考量，此谓“指鹿为马”。
　　
　　《财经》：实际上，东亚和中国并不是本轮金融危机的主要成因？
　　
　　林毅夫：我认为，上述只是现象的一面，而非成因。
　　
　　东亚推行出口导向战略并非近10年的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的日、韩、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都推行出口导向战略，但全球出现贸易失衡只是这几年的事情。不能用一个已经用了五六十年的战略来解释这十年发生的事情。
　　
　　如果说，国际贸易不平衡是东亚为了积累外汇而“自保”的结果，那又如何解释发生在日本和德国的情况？日元和欧元都是国际储备货币，完全可以靠印钞票来支付各种需要，并不需要靠积累外汇自保。但新世纪(10.86,0.02,0.18%)以来，它们的贸易盈余增加幅度与东亚经济体相当。以日本为例，1993年-1994年的外汇储备约1000亿美元，2006年则增至1万亿美元。这些完全没有自保需要的国家，外汇储备何以增加如此之多？可见，上述理论并不具有说服力。
　　
　　《财经》：中国在新世纪伊始加入WTO后，贸易顺差的确大幅上升，进而加剧了国际贸易的失衡。
　　
　　林毅夫：国际上对此的一个重要解释是人民币币值被低估，这最早是日本学者在2003年春提出的。当年秋天，美国加入这一“合唱”。但是，中国大陆当年的贸易顺差比1997年和1998年都要少。而在1997年和1998年，国际社会大多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严重高估。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中国大陆对美的贸易顺差大幅扩大，是2005年之后的事，但在2005年至2008年，人民币汇率升值了20%左右，按理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应该大幅减少，但2005年－2008年中国的贸易现状却正好相反。
　　
　　上述三个假说都认为全球贸易不均衡，美国贸易逆差扩大源于东亚。那么，与东亚经济竞争的其他国家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中的占比应该减少。但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和东亚的贸易逆差占其贸易逆差总额的51%，新世纪第一个十年，这一占比缩减为38%。所以，造成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和全球贸易不均衡的原因并不在东亚。
　　
　　《财经》：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需求强劲。近10年间，美国需求进一步放大，是国际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
　　
　　林毅夫：美国最近几十年来不怎么生产一般消费品，这部分需求先从日本进口，后到亚洲四小龙，再后来转到中国大陆，这是美国对东亚逆差比较大的根源。但是新世纪以来，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则是由于美国国内新的政策造成。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监管开始放松，欧洲也是如此，允许金融高杠杆运作，增加流动性。加上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美联储在18个月内26次降息，进一步释放了大量流动性。这些流动性，催生了房地产泡沫，产生了财富效应，鼓励家庭过度消费。同时，因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财政赤字也大增。这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大量扩大的真正原因。
　　
　　美国的贸易逆差能够维持如此长的时间，是因为美国是国际货币储备国，可以印钞票来支撑各种购买、服务和还债。否则，美国必然会出现外汇短缺，过度消费根本无法持续。
　　
　　除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外，高杠杆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巨大流动性也造成大量资本外流。全球资本向发展中国家的外流在2000年只有2000多亿美元，2007年增长到1.2万亿美元。与此对应，并非国际货币储备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从2000年的不到1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近6万亿美元。
　　
　　除了货币美元化的国家，这些从贸易盈余或资本流入所积累的外汇难以在国内流通。因此，不管是私人拥有还是作为国家外汇储备，只有两种选择：一是锁在保险柜里，没有任何回报；另一种是投资于以美元为国内货币的国家，当然就是美国了，但这不是美国家庭过度消费的因，而是美国过度消费和流动性过剩、资金外流后的果。
　　
　　所以，贸易不平衡也好，地产泡沫也罢，或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在国内角色和国际角色之间产生了冲突，只考虑前一方面的利益，最终导致了一系列的后果。
　　
　　宽松只是“镇痛剂”
　　
　　《财经》：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联储连推三轮货币量化宽松(QE)，欧日亦在量化宽松，发达经济体利率已降至最低，但这未能阻止全球经济二度放缓。
　　
　　林毅夫：当前的焦点是欧洲债务危机。“如果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得不到欧盟必要的短期援助，马上就会崩溃，其影响可能比雷曼兄弟倒闭对全世界的影响更大。
　　
　　但是，即使欧洲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为这些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提供必要的短期援助，它们如果不进行内部结构性改革，降低工资、减少福利水平、金融去杠杆，这些援助只能是短期见效的止痛药，短则三月，长则九月，危机还会以更严重的方式卷土重来。
　　
　　在低利率和量化宽松的推动下，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已经恢复到1998年以前的水平，甚至更高，但实体经济并未恢复，这一点投资者心知肚明。
　　
　　如今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普遍过剩，低廉的资金不会流向房地产，而会流向股票市场。在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下，这会造成发达国家股票市场泡沫不断发生、破灭。此外，过剩的短期资金也会大量流向国外，不仅炒高石油、粮食价格，还会有不少投机性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股市、房市，推高汇率。
　　
　　高汇率会影响出口，当实体经济增长减弱，高企的股市、房市就会变成明显的泡沫。而泡沫总会破灭，从而投机资本开始唱空，游资大量抽离。这种资金的大量涌入和涌出，会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巨大波动，给宏观决策带来困难。
　　
　　未来10年、20年，国际经济可能出现所谓的“新常态newnormal”，即经济增长率非常低、货币非常宽松、投资风险大但回报较低。
　　
　　《财经》：看起来不太乐观。我们曾采访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芝加哥大学教授古尔斯比，他认为货币宽松无济于事，唯有结构调整方能解决当前的经济发展问题。
　　
　　林毅夫：可是结构调整面临诸多困境。首先，结构调整在政治上难以推行。结构性改革固然在中长期能够提高增长率、竞争力、生产力，但是在短期内会减少需求、降低经济增长率、增加失业率。而发生危机的国家失业率已经非常地高——西班牙失业率达到23%，年轻人失业率更是达到50%以上。
　　
　　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如何推行增加失业率的改革？即使政府咬紧牙关推行结构性改革，由于失业率增加，社会开支必然会增加，经济增长率减少，政府的税收又减少，政府财政赤字继续增加，金融市场会对政府的还债能力产生怀疑，政府公债的利息负担也会再加重，这难以持续。
　　
　　另外，“发生危机的南欧国家没有自己的货币，无法通过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创造需求并增加就业的道路来缓解危机。即使欧元贬值，也会碰到经济结构相似的国家竞相货币贬值。前一阵，欧洲中央银行刚宣布要无限制购买政府公债，以增加货币供给，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马上表态美国也会这样做。美联储QE3推出之后，日本央行、英格兰银行和澳大利亚央行也加入“战团”，这就是货币竞争性贬值，结果大家都没有办法通过货币贬值走出危机。
　　
　　《财经》：因此，镇痛剂只能是把矛盾往后推？
　　
　　林毅夫：往后推的结果是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深重。政府债务在高失业率、高社会支出的状况之下，会积累得非常快。比如日本在1991年积累的政府债务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现在已超过230%，美国也达到了100%。
　　
　　启动新马歇尔计划
　　
　　《财经》：山穷水尽疑无路，能否寻找新路径走出“新常态”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