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仁慈的母亲120周年诞辰—记她坚强为我们奉献的一生
2020-08-28 18:23:30   来源：一闻网   评论：0 点击：

 

　　母亲没有享受到世界最美好的“妈妈”称呼。不知何因，兄长喊她“婶婶”；我们小的叫“奶奶”。在多灾多难的庚子年降生的母亲也一生命苦。

 

　　一是生不逢时。1911年母亲在家背后浮图关西大门口亲眼看见起义新军举着端方血淋淋的头颅示众，见证了封建王朝的灭亡，辛亥革命的胜利。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未能实现，大地国土一片混乱，战争不息，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迎来和平安宁生活。母亲1975年病故走完了75年坎坷人生：前半辈子养儿负担重，生活多贫穷；人生最后15年是在“凭票”“凭证”的计划供应中度过的，没有享受到我们今天的物资丰富文化繁荣的现代文明生活。

 

　　二是童年肩挑农业劳动。母亲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外公外婆靠在山坡几块薄土上种蔬菜为生，如按土改时农村阶级划分应是“贫农”或“下中农”。种菜是繁重劳动：一年从春忙到冬；一天从早忙到黑，特别是伏天重庆常旱，要一担担挑水上坡浇地，种莱很辛苦。由于重庆城区地下水严重贫乏，山城市民只能望滚滚两江水兴叹，水十分珍贵。外公在百年前卖的是不用洗可直接下锅的“洁净菜”，以减少市民水的消费。外公把菜从地里收回家后，接着就是外婆和他们幼小的大女儿的事：负责清理清洗，如青菜、菜秧等按重量用稻草捆成一小把，青蒜、葱等用竹簽串成一小把。冬天寒冷女儿洗菜小手指冻成像一根根胡萝卜头。天不亮外公就挑着重重的一担菜步行十多里到两路口，批给城里来的菜贩子。如此年复一年的沉重劳累，省吃俭用，也积存了一些钱，在工商业刚起步的大溪沟码头和曾家岩码头蓋了几间门面房。可惜此两处房产和祖传王家院子都被日机轰炸毁坏。

 

　　三是中年肩负全家重担。外公因房产常去大溪沟，当时父亲也在那里一家煤店打工当帐房先生。外公想在那里为女儿成亲跳出农门。媒婆随便指着一家煤店说：“这家店就是H老板的”。外公信以为真，就定了女儿婚事。

 

　　父母结婚后，父亲事业真的有了发展，在曾家岩码头开了煤店，生意还好。父母婚后很快有了大哥二哥，他们有蛋糕吃，能上幼稚园，过着好的生活。家庭小康生活在我1935年出生前，因父亲的一艘满载煤的大木船遇险沉没而被毁灭了。父亲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体弱有病的书生 ，而且还胆小怕事。生意破产无经济收入，家庭生活陷于困顿，裹脚弱女子母亲不得不挑起家庭生活重担，靠为人浆洗缝补换几个铜板生话，最困难时只能去豆腐店买沱豆渣煮青菜充饥。1936年冬月小弟出生，生活更难。大哥靠勤工俭学个人奋斗读到大学毕业，还要照顾家庭；二哥初中就辍学，先当学徒谋碗飯吃，后进入电报局当报差，靠智力手巧考上报务员，桃起家庭重担。

 

　　1938年日本开始轰炸重庆，父亲怕轰炸，不顾全家只身出外躲避，只是母亲带我和小弟辗转农村亲戚家，还有只有十几岁的小舅陪同我们，他挑母亲陪嫁的两只大木箱，一家人的衣被都装里面。我们先去沙坪坝红糟房远房姑姑魏二嬢嬢家躲轰炸。魏二嬢嬢生活也困难，1939年我们又搬迁到杨家坪乡下姨婆家，此处小妹妹出生，母亲负担更重了。这年5月3日及4日，日机两天连续大轰炸重庆市中心区，晚上东面城区火光红了半边天，母亲向东跪在地上嚎嚎大哭，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两个在城里的儿子的安全。这一年冬天我们再搬到江北大石坝贺家院子投靠远房堂叔大爸。从重庆市区西南的杨家坪向北到大石坝困难重重，幺舅先到杨家坪接我们四人去高滩岩在小姨家住一宿，次日天不亮起床母亲怀抱小妹一手牵小弟，我走在最后，跟着挑担的小舅，高一脚矮一脚摸黑赶到嘉陵江磁器口码头，赶晨发的览载（客运大木船），向上游经井口到沙湾下船再步行几里就到了贺家院子。在那里只能买廉价的杂粮充饥。

 

　　1942年爆发珍珠港事件，日机轰炸重庆强度降低，我们搬回重庆，但曾家岩我们原住的外公房子被日机炸毁，回不去了，只得回肖家湾母亲娘家，外公已去世，王家院子也被炸毁。在舅舅的帮助下，在废墟上搭个棚子栖身。为养家母亲很辛苦，夏天一大早趁天凉去田里割谷椿当柴火，下午还要冒着酷热和蚊叮去地里打工拔菜秧换点小钱补家用。我家是贫困户，政府凭证供应平价米和平价布。平价米由小船运到李子坝嘉陵江边，听保甲通知隨时赶去买，过时不候。去李子坝路是坡陡路窄的羊肠小道很难行，裹脚体弱矮小的母亲还要背几十斤米很吃力，我也同去背几斤减轻她的负担。

 

　　1942年腊月父病故，病故时二哥不在身边在梁坪工作（他因在电报局新年联欢会上唱了《义勇军进行曲》，被特务盯上在好心人指点下不得不离开重庆躲避到偏僻的外地工作），他冒雨步行几天赶回奔丧，到重庆时父亲已安葬。接着小妹出天花转肺炎夭折，家庭一下少了两口人吃饭，生活有一些好转，但母亲仍很勤劳，1945年母亲还养了一头猪，天天要去新市埸街上提泔水，年底卖猪得了一些钱。1945年日本投降后大批军政人员复员回南京，母亲用卖猪钱和一点存储，廉价买下上校吴处长强占外公地蓋的住宅小院，我们很高兴告别小棚子迁入新居。

 

　　1946年大哥大嫂结婚，次年我们又搬家到两路口与大哥大嫂同住。两代人的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婆媳关系难处。1948年母亲带着小弟告别重庆去僻壤的开江与二哥生活。上世纪50年代中二哥调成都工作，母亲回重庆住大哥处。

 

　　1960年我大学毕业从苏联回国，分别12年后在肖家湾舅爷家见到母亲，她已60岁了，老了许多，还在街道劳动服务公司打工，把破布旧衣折成纺再生布的纱。我被分到一所矿治工程学院任教，月薪59.4元，比国内大学毕业生高一级。我月供母亲生活费20元直到1972年，因要成家积点钱，才由我和大哥共同负担。

 

　　四是能陪伴养老送终的小女儿夭折。母亲有四个儿子，深知儿子要工作养家，养老送终靠不住，女儿最贴心。小妹妹长得像父亲肤白大眼嘴甜，深得母亲喜爱。小妹夭折后对她打击很大，常对人说：“如果阎王要人，愿用小儿子换”。在失去爱女后为了不麻烦儿辈，母亲在她60多岁时就对自已的后事作了精心安排。我们有一远房亲戚，我们喊她“戴大姨妈”，是贫苦农民，住重庆远郊农村。母亲常去看望他们一家，给予小小的帮助和关怀。1967年重庆武斗急剧时邮路不暢，母亲一次收到我的几筆汇款，有了钱就委托戴大姨妈儿子向生产队买了几棵树打了一付棺材备用。1975年秋母亲被珍断为肝癌晚期，自知来日不長，主动叫小弟送她去戴大姨妈家。在那里走完了75年坎坷人生，于1975年11月23日（星期日）上午逝世。这一天早上我从湯山学生实习地回南京取做的新棉衣，发现袖子做的很不满意，情绪很反常发大脾气把袖子撕了，这可能是母亲向儿子发来的最后思念吧！一周后我带学生转去宜兴参观实习，收到大嫂来信方知母亲已病故，当晚只得在旅馆被褥里哭泣了一埸。我是不孝之子，未能送终，还有1968年，母亲在侄女陪护下到南京玩，因我被革委会调去区房管所做私房土地丈量（如今是私房认定的依据）工作，天天外出丈量登记，工作很忙，未能陪她好好玩。当时市交通也很困难，国庆去中山陵，还是乘解放军支援的卡车去的，她受照顾座驾驶室，我与侄女站在车厢上。她兴致很高，一口气登了392个台阶，到达孙先生墓室。不久我们必须去农村，她和侄女就乘船回重庆了。

 

　　种恩得报度难关。母亲仁慈待人，乐以相助，恩报观念很强，常说：“有恩这世要报，不报来世当牛馬还”。

 

　　母亲虽是文盲，也深明大义。1944年底日本侵略軍攻克贵州独山，重庆危急，我们学校发动了慰问前线战士的买草鞋捐款活动，母亲从二哥汇回的10元中给我一元捐款。

 

　　我工作后月孝敬母亲20元，当时中专毕业的工资才36元，生活应是比较宽松的，但她仍很节省，抽6分一包的烟。

 

　　外曾祖母丧夫后带着两幼女（我们的姨婆，她们比母亲小十几岁）从外地农村到重庆投靠外公外婆，住大溪沟外公房，靠糊火柴盒和摆火柴棍生活，十分贫困。母亲常去探望她们并给以一些经济支持，这是种恩；二舅小舅儿时喪母，他们年龄与大哥二哥相近，小时得到母亲的很多关怀，凡是儿子有的弟弟都有，又是种恩。

 

　　我们家庭困难时得到了已成富人的幺姨婆和成年的两位舅舅的很多关怀帮助，种恩得报，否则我们可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父亲于1942年腊月28日病故，正值年关，幺姨婆冒着寒天雨日特从城里乘滑杆赶到乡下看望我们并送厚礼，委托小舅去磁叫器口买了一付柏木大棺材厚葬父亲。

 

　　母亲在娘家威望高，晚辈都尊称她为“大老子”。前些年我见到他们时还向我倾述，大老子对他们儿时的关怀，如今看都是些不足挂齿的小事，而当时是雪中送炭。一小孃孃还惦记着小时母亲给过她五角钱（时猪肉8角一斤）。母亲还不忘曾家岩老邻居我们困难时端来的一碗碗白米饭，晚年时还去探望感谢。

 

　　还有大嫂娘家亲戚都说，“H姻伯好！H婆婆好！”。大嫂堂兄在重庆病故，大嫂从未见过这样的埸面，很害怕，逝者家境贫穷，喪事无力送殡仪馆料理，三个未成年女儿更不知所措。母亲得知后义无反顾去帮助她们，烧水为逝者擦身更衣，还陪她们过了一夜。后来我回重庆见到他的大女儿，还惦记着H婆婆之恩，并宴请了我和小弟表感谢之情。

 

　　母亲离开我们45年了。儿祈求母亲在极乐世界再继续关怀我们，保佑年长儿孙辈健康长寿，保佑年轻孙辈事业有成，保佑年幼孙辈茁壮成长！ 九儿跪拜 庚子年四月初八日

 

　　后记。官方在名人伟人的大诞辰日时都要开会隆重纪念，缅怀故人的伟大功勋，教育后代。我们平民百姓也要以适当方式怀念故去的亲人，据母亲和长辈的讲述和个人的经历记忆我写成此文，纪念母亲120周年诞辰。（九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