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退维谷的19岁，人生隐约露出狰狞面目
2016-11-07 12:10:45   来源：第一新闻网   评论：0 点击：

　　BY/募读
 
　　本·方丹小说《比利·林恩漫长的中场休息》（Billy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挟“美国全国书评家协会奖”、“国家图书奖最终入围作品”、“BBC评选21世纪最佳12本英文小说”等光环，原本就在众多关注下成为欧美市场畅销书，最近又在“李安2016年新片原著小说”这一名号加持下，成为越来越多人感兴趣的对象。

　　这本书我先后通读过两次，第二次最近刚刚结束。由于国内市场上还没有推出简体中文译本，我写这篇文章来分享一下我阅读该书原著的一些纯主观的个人印象。
   
　　在我这几年阅读过的英文小说中，《比利·林恩》的语言特色大概是最鲜明的，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事实上，“小说”是一个存在严格标准的文学种类。一本书到底是具有文学品质的小说，还是打着“小说”旗号的商业故事或快餐读物，可以用多种指标衡量。

　　最直观的指标就是作品的语言。语言对于小说的重要性，相当于色彩之于绘画；它几乎就是小说的颜值。这也是很多人面对被强行贴上“小说”标签的大热商业故事读不下去的重要原因——商业故事与小说当然能满足不同阅读需求且各有其存在价值，但虚假宣传确实会导致作品和一些读者预期不符，反而弄巧成拙。

　　《比利·林恩》的小说文本中至少展示了四种风格不同的语言：作者的叙事语言、比利等勇士队成员的口语、比利的心理活动叙述语言和商人诺曼等人的口号式爱国主义语言。这些不同的语言穿插组合在一起，交织成一种富有层次感的多声部表达，最终形成了这部小说独特的腔调。

　　比利等人生动的口语，也许是本书中最具有门槛和技术难度的部分。在英语世界里，军人和学生群体通常被认为是俚语的重度使用者，这个现象在好莱坞影片中多有体现。然而本书作者本·方丹并没有军队生活经历，为了写出比利等人充斥着黄暴色彩又刻薄生动的军人俚语，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根据他对媒体的说法，他阅读了各种回忆录、新闻报道和杂志文章，观看纪录片，并和那些愿意分享自身经历的士兵们交流。

　　可以想见，光是在语言层面上，方丹为了捕捉到“合适的声音”及“与之匹配的语言”，就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这也许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与类型化商业故事的差异：前者重视语言美感；后者凸显阅读快感，所以重心基本落在故事情节和人物方面，语言的重要性最多放在第三——何况从投资回报率的角度看，热心于商业故事的大众读者往往不具备语言鉴赏能力，商业作者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琢磨语言不仅成本太高，反倒容易抬高阅读门槛赶走读者，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人毫不费力地进入故事的氛围，采用最小白的语言反而是最理性的选择。不过，由此产生的陷阱是，如果仅凭商业作品的文字去推断作者的真正才华，经常会出现误判。

　　虽然《比利·林恩》一书中的军人口语雕琢到了刻意求工、偶尔甚至夸张到有点儿“刻板印象”的程度，作者寻求语言突破的野心还是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些口语通常都显得自然、贴切、传神，一看就是活生生的人说出来的，对于塑造人物来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本书的语言，让我想起堪称这十年来国内原创中文小说中语言品质第一的小说《繁花》。后者同样语言极有特质，光是语言质感这一项就成色十足，获得茅盾文学奖确实是提升了该奖项的品味，而不是作者和作品沾了这个经常有黑幕传闻的奖项的光。
   
　　《比利·林恩》中的主角比利和他的小伙伴们之所以满口黄暴语言，固然与职业特性有关，其实也跟他们所处的年龄有关。

　　这本书主要是从比利的视角进行叙述的。他是一名19岁的美国大兵；来自生产牛仔的德克萨斯州；高中毕业；刚刚进行了一场生死战争；急于结束处男状态。

　　19岁实在是一个进退维谷的年龄。这个时期的男人往往处在一种莫名其妙的动物凶猛状态。他们进入了青春期最盛的阶段，却还在笨拙地学习各种自控能力。

　　伊能静在早年歌曲《十九岁的最后一天》中兴高采烈地表示“十九岁的年龄本来就该挥霍”，那是得意洋洋的女性视点。对19岁男人的理解往往在男作家那里才能找到。比如日本诺奖作家大江健三郎小说《性的人》中，就有对19岁男人有非常精彩的议论；只是具体文字过于直白坦率，这里不转述，有兴趣的人只能自己去查阅了。

　　而钱钟书在他那篇据传是讽刺林徽因的小说《猫》中则有这样刻薄的评价：“一个十八九岁没有女朋友的男孩子，往往心里藏的女人抵得上皇帝三十六宫的数目，心里的污秽有时过于公共厕所。”大概这是过来人勘破人生秘密和悟透世情之后的精辟总结。当然，人们也许可以循此逻辑，根据他垂老之际大旨谈性的《容安馆札记》来推测，这位著名学者和小说家当时说不定萌发了第二春。
　
　　最有温柔同情之意的还是克尔凯廓尔在名作《一个勾引者的手记》里引用唐·乔芬妮的那一句：“悠悠的情欲，充盈着初生的少年。”

　　严酷的事实是，作为德州出品的美国大兵，糙老爷们儿比利表现得比以上一切言语都粗鲁和黄暴。他面对年龄能给他当妈的陌生中年妇女也能径自发情，返回故乡的第一件事和最后一件事都是关在自己房间里自娱自乐地来一发，前者当接风鞭炮，后者当告别礼炮。

　　从比利遭遇的这些时时来袭的欲望浪潮出发，察看小说对他所处在的这个独特生命阶段的详细铺陈，可以认为，《比利·林恩》其实也是一部横断面式的成长小说( Bildungsroman)。

　　比利刚刚在战场上经历生死考验，战友施鲁姆的阵亡更让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思考“生与死”这个宏大命题（体现在小说中则是较大的文字篇幅）；他的性焦虑和对拉拉队员费森的一见钟情式的爱，则具象化了“性与爱”的张力。一部以用青春期主角担纲主要叙事视角、内容充分涉及“生死性爱”四大元素的严肃小说，当然是标准的成长小说( Bildungsroman)。

　　又因为比利的这一场遭遇是在短时间内通过各种穿插和闪回集中叙述的，并不强调历时性或在一个较长时间段内的变化与发展，而是横向描述他如何卷入“生死性爱”这四个不同的主题，所以这本书最终体现为一部横断面式的成长小说。这是个体和情感意义上的内部成长。

　　然而比利要遭遇和解决的并不只是对“生死性爱”的初体验，他还要面临另一重社会心理意义上的成长：富人世界衡量荣誉与金钱的方式何等冷酷；他参与电影发点儿财的梦想如何兴起与幻灭。这是社会意义上的外部成长。

　　当比利和他的战友最终带着骄傲拒绝诺姆的提议、随后正面硬接一场群架才返回战场时，无论他今后的生活将是什么样的走向，这名的青年士兵已获得了相当多的经验与教训。残酷的不止是战争，甚至还可能包括荣誉和欢呼。

　　这不是最凄惨的一天却得到最崇高荣誉的问题。也不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庆幸。它讲述的是，在人生通过不同事件隐约露出狰狞面目时，作为一个青春期的年轻人如何能抗过去。

　　比利·林恩所遭遇和面临的事件，不过是19岁生命中偶然发出的微热与光芒，闪烁摇曳之际，仿佛繁华热闹，却彰显了人生中无边无际的黑暗存在。

　　而纳博科夫早就无情地指出来了：所谓人生，不过是两团巨大黑暗之间的一线微光。
   
　　在这部小说中，比利林恩和他所在的勇士队是意外成名的。

　　在一场遭遇战中，他们的上司施鲁姆中士遇伏中弹，勇士队与伊拉克当地武装力量现场交火，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尤其是比利·林恩，在突如其来的危局之下，条件反射般地采取了一连串行动：给施鲁姆裹伤，就地还击。
而这一切镜头都被随军的福克斯新闻捕捉，关于战斗场景的活生生纪录片就此产生。一夜之间，勇士队成为美国人的英雄，比利更是其中被特别关注的焦点人物。

　　他们被接回国去进行英雄事迹巡展，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盛情款待——

　　媒体方面的态度：每到一处，集体新闻发布会和众多媒体接二连三的集体专访和个别专访。

　　政府的热烈表现：时任总统小布什白宫接见，比利等人也趁机到椭圆办公室一游，见到小布什和切尼；尽管领队的戴姆中士曾经宣称“布什是个婊子”。

　　军方的反应也十分迅疾：颁发银星勋章、铜星勋章。

　　电影工业自然不会错过热点：曾经得过奥斯卡的阿尔伯特渐渐过气，正在寻找合适的项目翻盘，抓住机会告诉勇士队他们的故事可以拍成战争大片，并声称已用1500万预付金说动两获奥斯卡最佳女主的希拉里·斯旺克参与。

　　资本市场发现了盈利机会：善于操控资本的达拉斯牛仔队老板诺姆被阿尔伯特的计划打动，打算成立传奇影业公司，以勇士队的故事为切入点，进军电影行业。

　　富人集团也表现了整体上的浓厚兴趣：夫人太太们陪同丈夫，以增光见闻的方式优雅且屈尊地来欣赏英雄，作为新鲜的消遣。

　　中产阶级感动得浑身哆嗦：他们宣称美国军队是最好最勇敢的军人，一提起这次英雄的胜利，就颤抖得不能自已，不停地激动，不停地热泪盈眶。

　　这当中，自然少不了乡亲邻里的热情。比利回到家乡小镇，破败颓废的家庭环境让他百感交集，但他妈妈公司的老板也趁机登门来瞻仰英雄风采，还表示此次时间太过仓促，下次定要给比利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并主动为比利提供复员后的工作机会。

　　甚至连家人的态度也有所戏剧化：除了中风失语的父亲仍然表现得冷漠无情，妈妈和姐姐都为他担心又感到骄傲。二姐甚至认为他必须有权利和魅力放倒当红歌星碧昂丝，尽管她认为这名女歌手还不一定配得上自己的宝贝兄弟。

　　各种团体、各种机构、各种阶层的男女老少，都参与到以瞻仰英雄为题目的这一场全民狂欢中来。连积极反战的人们也因势利导，在风口浪尖上发出了犀利的抨击和怒斥。

　　所有这些人，其实都是在从不同角度消费比利和他的勇士队。消费他们的形象、言语、观点、情感乃至他们的肉身。

　　各式各样的男女老少拉着他们的胳膊、摸着他们的肩膀，通过皮肉的触感来确认这些年轻健硕的英雄军人的实体性以及——尽管他们脑海中不见得有这么个装逼的词汇——在地性。一名思春少妇甚至趁着人多热闹的时候，以合影为名，暗中用臀部猛蹭英雄的下体。

　　虽然对勇士队尤其是19岁的比利来说，其中一些人和机构的举动也许是出人意料得让他吃惊，不过这些行径要是放在洞若观火的中国吃瓜群众眼里，估计就只是毫无技术含量的寻常套路了——就仨字：蹭热点。

　　不容置疑的是，这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人们消费一切，自然不可能放过同时具有小鲜肉属性的战争英雄而不去消费。

　　各方势力借助英雄这个热门话题，趁机露脸、发声、吸引眼球和关注度。如果说有什么新的花样，无非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交媒体的发展，蹭热点的方式更为复杂和精密，消费英雄的方式更为多样化。

　　然而所有的行为都是带有双向性的。在人们纷纷蹭热点和消费英雄的同时，他们的言行也在这一事件中被展示得纤毫毕现。

　　比利·林恩和他的勇士队战友不光成了英雄，也化身为镜子，照出了消费时代的众生相。
   
　　自从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在其名著《符号学》中首次提出“互文性”概念，不光那些原本就意识超前、自发运用相关手段创作的艺术家的高明手段能够被更多人理解（如纳博科夫），更有数量众多的创作者（包括但不限于小说作者和影视作者）纷纷跟进，开始自觉而且有目的地在作品中使用影射、戏仿、反讽等技能，并且乐此不疲。对有些人来说，在作品中运用此类手段，甚至成了规定动作。

　　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方丹这部小说基本上提供了一个可以充分体现互文性的鲜明案例。

　　在小说自身的世界里，勇士队诸人一开始就卷入电影策划人阿尔伯特的项目计划，后者试图把他们的故事趁热制成电影，卖给观众。通过旁听阿尔伯特的电话和跟他介绍的种种人物交往，他们或多或少地了解到当今好莱坞电影工业的一些侧面——它和中国电影市场的运作方式在基本思路上大致也差不多：立足于一个非常吸睛的焦点事件，制作一个新鲜出炉的影片，来赚一把快钱；同时以相关项目作为杠杆，把票房证券化，把电影生产变成金融事件。

　　从福克斯的新闻影片到勇士队故事可能改编成的银幕大片，勇士队队员在现场和他人的真实互动以及对电视大屏幕上自身形象的旁观与迷茫，这都形成了有趣的互文。对比利·林恩等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新奇而复杂的事件。所以，看似短暂的巡回报告和中场秀，却意味着多层次的复杂感受，在心理上确实是一个漫长的流程。

　　这还只是故事中人物自身不同层面的互文与对比。实际上当《比利·林恩》这本书被推荐到电影界，互文性就开始在另一个更为宏大的层面生长了。拍一部关于“好莱坞掮客试图把英雄事件改编成电影”的电影，这听起来大概很吸引人。

　　如果这个改编能够实现，就会出现电影文本与小说文本的多层次互文，它的复杂程度不是寻常的电影改编与同期小说可以比拟的：前者是相互映射 ，后者是单向映照。两面相对的镜子彼此映射，可以制造出无穷多个空间，内涵变得极大丰富；而一面镜子对事物的单向映照，能提供的通常只是虚实对比。

　　不知道当时李安是带着何种心境接受了这个项目改编。也许生产这样一个“关于拍电影的小说”的电影，其中蕴含的各种可能，那种带有抽象美感的深微的互文性，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的决策产生了某种神秘的影响。

　　当然从现实操作层面上来看，无论作为导演的李安还是故事中的电影项目策划者，很可能多多少少都会考量所谓“IP价值”。李安看到书的时候，该书已经是具有热度的畅销书；故事中的阿尔伯特对勇士队的关注自然也是因为所谓“热门IP”——不得不承认，在这个恨不得一切故事都可能被视为IP进行各种改编的时代，很难说有谁能完全不受影响。

　　这种追踪热门IP、把同一个故事通过不同载体来反复讲述的行为，其实就是有意运用互文性来增加品牌影响和收割IP价值的手段。在讲究全球同步的大众消费时代，从生产力和投资回报率角度看，它确实是最为高效且损耗最少的方式。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今年75岁，并以“法国第三代女权主义代表人物”和“著名学者”的身份继续讲学和著书。不知她是否意识到，她当年创造的“互文性”这一文化术语，如今也在跨界成为一种商业策略？她会因为有意无意地导致了文化与经济的深度互文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吗？从诺奖委员会今年把文学奖发给歌手鲍勃·迪伦的奔放姿态来看，这种可能性也并非没有。

　　若是比利·林恩等人能抽离故事，又会如何看待这件事呢？

　　很有可能，在他们这些善于采取粗鄙语汇消解一切伪崇高、伪热血乃至伪高潮的混不吝愣小子眼里，小说与电影的参差交互、对同一故事使用文字语言和视听语言多角度复述，恐怕也没啥可稀罕的。要是借用他们那饱含高浓度荷尔蒙的直白表达方式，这种所谓的IP转化与互文性，也许只是出版与电影两个行业围绕热点事件发生的一场69。
   
　　《比利·林恩》由于其贴切流畅的语言和丰富的内容，是一部具有阅读快感的小说。但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来看，也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个问题是主角比利·林恩这个人物形象成立的逻辑基础。

　　尽管由于勇士队其它成员甚至牺牲的中士都有一个带有黄暴色彩的外号而唯独比利·林恩没有，因此显得他身上的主角光环过于强烈，这还不是过于明显的缺点。　　

　　令人起疑的是他强大的思辨能力。

　　一个正常人，如果想要具备强大的思辨能力，至少会需要以下三个条件之一，有时候甚至需要同时具备全部条件：

　　1.他的教育经历非常好，智力经过充分的锻炼；

　　2.他天性敏感且具有洞察力，善于通过表象看穿事物的本质；

　　3.他有足够多的阅历，达到了所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境界。

　　但是根据小说提供的比利的个人信息，他是一名高中毕业生（受的外部教育不够），读的书极其有限（因此也没有进行自我教育来替代外部教育）；他在过往经历中更多发展了身体机能而非头脑与心智的训练；在小说中他的年龄是19岁。

　　客观地说，比利·林恩在小说中出场的时期，不具备前述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尽管费森认为他“拥有一个苍老的灵魂”，但一名自身也谈不上多有见识的年轻姑娘提供的这么一句平淡的夸奖，并不足以对比利远超同龄人群体的思想构成合理解释。

　　由于小说的大量篇幅都是建立在默认比利具有超强头脑和过人心智这个逻辑前提之上，从而深入细致地叙述或展示他的内心戏，他对各种事情的看法。这就形成了某种程度的混乱状态。

　　当比利和他的同龄士兵一起嬉笑打闹、和费森调情以及紧张地回答媒体提问时，他的言行是生动自然的，看起来是19岁年轻小伙子的本来面貌。

　　然而当他长篇累牍地发表那些尽管读起来很痛快的、对事物的复杂看法并进行夹带各种微妙含义的讽刺时，他给人的观感立刻变了。似乎这个人物发生了精神分裂，突然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要么就是他突然透支了未来的人生阅历，花费在小说中他19岁的人生阶段里。

　　这一切造成了这个人物的真实度和可信度不够，也许最终还会影响到较真的读者对小说品质的评价。

　　第二个问题是过度戏剧化。

　　对商业故事来说，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快感，一连串紧锣密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情节与戏剧冲突是重要的甚至不可或缺的，哪怕有些不那么合理。因为商业故事的首要目标乃至全部价值就是满足读者的欲望。

　　但真正意义上的小说，需要提供的是具备可信度、乃至经得起推敲的事件，不在于多，而在于符合它展现的那个世界的基本设定和基本规则，这样才能够自圆其说。小说的所谓发现或文学价值需要以心理真实和逻辑真实为前提，若是出现了不自然不可信的部分，艺术感染力就会被削弱。

　　正因为如此，中场秀和战争画面的来回切换和对比固然堪称构思精巧，后续的一系列莫名其妙的斗殴、尤其是小说结尾那一场突如其来的群殴，实在戏剧性太过了。

　　一群巡回乐队管理员面对世人皆知的战斗英雄非要不好好说话，非要强行挑起争斗，临了还非要在小说快结束时来个偷袭报复，这样刻意地安排动作场景以及增加戏剧冲突，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尽管这样的情节具有一定的画面感，但可信度说不上高。

　　同样的刻意和过度戏剧化，在小说结束部分还有另一方面的体现。

　　作者想要通过一场真正的大戏让小说在情节高潮中结束的意图过于明显，又试图对大多数关系和事件进行算总账一样毫厘不爽的交代，以至于全书最后一章的矛盾冲突密集得简直需要一台电脑来进行批处理，节奏上则开启了高速模式——总之跟前面的部分产生了清晰的脱节感和疏离感，导致全书在忙碌中仓促结束，给人一种结尾不够完整甚至头重脚轻的感觉。

　　所有的虚构类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谎言；写小说尤其是上升到艺术高度的公然撒谎。本·丹这本书的可读性诚然足够，语言方面说得上精彩。但若是像一些评论那样把它与经典名著《22条军规》相提并论，那实在过誉太甚了；作为一个提供艺术价值的谎言，它的真实性还有些不足。
 
　　抛开故事的真实性高低不谈，《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作品，那些文字经过千锤百炼仿佛拥有鲜活的生命，一个鲜活的比利林恩。阅读《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是一次绝对不会后悔的体验，在实体书问世之前，“募读”给了你这次提前体验的机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募读，立刻开始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