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灾以后的日本小说家和新文学
2012-08-06 15:34:20   来源：人民网   评论：0 点击：

　　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震灾及同时引发的原子发电站核事故，在日本各个领域产生巨大冲击。本演讲围绕震灾后日本文坛的复杂现象，从更深层次剖析了当下日本文学及社会存在的一些焦点问题，探讨了日本当代文学可能的走向。作者向文学家们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期待他们在新的日本文学里尽到自己的责任。本文发表时有删节，题目为编者加。
　　
　　演讲者:土屋昌明
　　
　　简介:土屋昌明先生为日本专修大学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在文学和中国思想史，有《唐代诗人与道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神秘的草书》等文章及著作。本文翻译为孟庆枢先生，他是东北师范大学比较文学教授。
　　
　　阅读提示:
　　
　　■因为这次震灾特别严重，迫使许多作家到了“失语”的程度，这一点必须讲明。对于震灾，到了对于它要说什么而无法认可的惨烈程度。
　　
　　■考虑千年的未来，重在改善当今的时代，引领新的日本文学是最需要的。
　　
　　■我认为，新的文学应该考虑的不是这种问题，而是为何很多日本人没有逃跑，为何没选择逃难，或者没有感受到逃难的必要，或者不能感受到逃难的必要。这是问题所在。
　　
　　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震灾，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造成了财产的巨大损失，人们多年为了幸福的努力付之东流。因其灾害特别巨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影响遍及全国，给社会和人们的心理带来巨大的冲击。而且，由于福岛原子能发电站的事故的发生，散发出大量的放射性物质，发电站附近已经成为人们无法居住的地方。这些居民无法返回自己的家园，不得不移居他地。放射性物质的扩散给日本东北地区的农业、渔业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在此状况下，文学者们接受了巨大的精神影响。本文即是在这一状况下，以此问题为核心，向中国读者介绍日本作家的思考，通过它也谈谈我对于震灾以后的日本文学的一点看法。
　　
　　原子发电站的事故与文学
　　
　　因为这次震灾特别严重，以致于许多作家到了“失语”的程度，这一点必须讲明。对于震灾，到了对它要说什么而又无法相信的惨烈程度。语言无法形成构思，不成句子就消失了。无论说什么都变得陈腐，在震灾后最早写出长篇小说的古川日出男写道:“构思后下笔想写的小说已经无从下手，抑或想不出怎么写。”
　　
　　把震灾及原发问题作品化值得瞩目的有川上弘美的《2011之神》。这一短篇小说是川上弘美在1993年写的短篇《神》的改写。在1993年的作品里，写的是在附近住的熊和一名女子(主人公)去远足，捕鱼归来的故事。在《2011之神》里，同样的故事设计放在震灾发生后数年，当然内容方面必然是变动了。比如说主人公和熊一起去河滩散步这一情节，在1993年的作品里，那里有孩子在玩耍，但是在2011年的作品里，那里只有中年男子，“一个孩子也没有”。之所以没有孩子是因为小孩很容易受放射性物质的辐射，是在说所有的孩子都到其他地方避难去了。
　　
　　这两篇作品可以按《2011之神》到1993年的《神》的顺序来读。质言之，读者可以将两篇作品比较之后，读取震灾前后有何变化。但是川上所提示的是，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依然如故。两篇作品只是部分的差异，情节和结尾、主人公的感想等都没有变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日常生活本身仍在继续。有种言外的焦躁蕴含其中。这一焦躁就在于为什么日常生活会是这个样子？而且这一焦躁是冲自己而发的。因为造成这一核事故的日本就是日本人本身。对此以和表现1993年日常生活相同的表现手法来表现，代表了把愤怒和焦虑不公开外露的都市高学历的日本人。
　　
　　给予川上短篇小说高度评价或者说受其触发的是高桥源一郎，他写了《恋恋不舍的原子发电》这一长篇小说。这是一部讲述以收集募金来制作成人影片的电视导演与他身边的人们以独白方式接续述说色情、震灾、政治等话语的长篇小说。
　　
　　成人影片和震灾怎么连在一起呢？当然，没有了电那些节目也不会有。不仅如此，两者还有复杂的隐喻关系。日本的成人影片和欧美色情业不大相同，它不是把所有的部位公开，而是把某一部位隐蔽起来(俗话说“影影绰绰”)。这也是成人影片和震灾的共同点。即是说，为了维持生产活动与日常生活的必须，是由国家来管理的，但是某一部分“被隐蔽起来”。关于原子发电，在原子发电站内发生了什么，那里的劳动者受到的是怎样的待遇，它的核心部分均被隐藏起来了。
　　
　　在这次核泄露事故上，对日本政府，日本人多次引用《论语·泰伯》篇的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它的意思是说，“人民不吱声地默默地服从好了，没有必要让他们啥都知道。”高桥源一郎的小说就是从这一隐喻开始构想的。
　　
　　高桥在小说的中间插入了好像书评一样的《原发文学论》，依照他的观点，由于震灾，日本战后60年，或者说近代的140年间，在日本一直隐蔽的东西暴露出来了。可以说，为此思考，高桥在小说中使用了成人影片和原子发电的隐喻。以我的见解来看，高桥的这一小说不算成功之作。但是高桥的作品没有把问题止于震灾、原发所带来的悲惨与绝望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质言之，在原子发电事故问题上，日本这一国家所作所为所隐蔽来的一切被暴露出来，同时日本人的自我欺骗与傲慢被浓缩了。因此这一问题和日本发动的战争、战后问题、水吴病问题、歧视问题、由美国支配的冲绳问题等等都直接接续在一起，具有相同的结构。从而，对于这一原发问题震灾以后的文学是不能不认真对待的。
　　
　　战争灾难与震灾
　　
　　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文艺杂志《文艺春秋》推出了《3·11后一年100名作家的话》的专辑，这一专辑有一栏目叫做“战灾与震灾”。文艺春秋社设立这一栏目表示日本舆论中广泛地存在把日本东北地区的大震灾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对自身所造成的灾难合拼在一起来思考。确实，由于在电视上看到由震灾造成的废墟时就想起由于空袭造成的废墟。我在上面已经谈及战争时代和战后与震灾、原子发电问题的话题。但是，把战争灾害和震灾类比来思考真的好吗？从这一思考出发是怎样的文学观的考虑呢？
　　
　　我认为战争灾害和震灾是不同的。自然灾害是没有目的的，而战争灾害是有目的的。自然灾害没有加害者，
　　
　　战争灾害是有加害者的。把战争灾害与震灾合拼起来，就省略了战争有目的、有被害与加害的问题了。
　　
　　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说这次灾难是“老天惩罚”。附和此说的作家不在少数。佐藤爱子说，日本人无限扩大自己的欲望，为满足自己的欲望破坏自然，侵犯了神的领域，就受到了老天的惩罚。然后她自问，为什么老天惩罚的不是东京而是日本东北地区？对欲望无限追求的是东京人，而东北地区的人们本来是朴素、节制欲望的，老天的惩罚应该落在东京，为什么搞到东北部去了呢？对此问题倒是没有必要和这位女士探讨，但是意味深长的是，对于这一问题这位女士在将东京和日本东北的“欲望”和“朴素”的对比中不自觉地陷入了东方主义之中。这和过去英国人为了英国的繁荣让印度付出代价，英国人随心所欲地满足欲望，而羡慕印度人过简朴日子，这种帝国主义时代的思路完全相同。
　　
　　五木宽之也说，震灾“对于日本人来说是第二次战败”。但是五木宽之看到了两者的不同。他模仿在战争年代川端康成借用杜甫的诗句“国破山河在”的条幅，对于震灾，他写出“山河破，国在。”同时这里的“山河”并非单指大自然，也包括日本国民大众。战后的日本强化的只是国家权力，造成都市中心主义，与国家的权力与利益结合者和未结合者之间产生分裂。这两者构成了日本当今社会的阶级，这一状态在这次震灾中显露出来。五木宽之持有上述看法。这里的“和国家的权力利益结合者”指的是“原发推进派”，“未结合者”可以认为是“原发反对派”。
　　
　　把震灾和战争灾害相联系，那么战争后文学的“战后文学”与震灾后的文学也可以联系起来考虑。筒井康隆说，和把战争灾难为主题而创作的作品至今绵绵不断一样，以震灾为主题的文学在今后也会长时间写下去。前东京大学教授、著名作家松浦寿辉认为，今后“21世纪的‘战后’文学将开始”。他期待像大冈升平、野间宏、梅崎春生等在二战日本“垮台”后，从正面承受后果的作家的出现。为什么有这样的期待？因为这次震灾是跌落谷底后的复兴，当然预示日本社会的变革。
　　
　　对于震灾和战争，平野启一郎还说了意味深长的话。平野认为，有战争经验的作家具有某种共同的体验，它成为对作品理解的共通的基础。这即是说，震灾的经验让他感到要有基于他个人视点来表述的必要性，文学不必探索人们共同的经验立场。战争是终于结束的，但是原子发电事故不会结束。平野指出了这一时间观的不同。平野认为，日本人已经进入了以千年为单位来考虑时间问题的时代。他认为日本人以这一思考为主题来进行创作是必要的。在平野看来，文学应从和社会的一般规律抗争的批评立场出发的，但如今的日本却以陈腐的常规，例如什么“加油，日本！”平野接着讲:“作家应该想想人具有活力才能生存的世界观”。平野的意思是说，考虑千年的未来，重在改善当今的时代，引领新的日本人的思考的文学是最需要的。可为什么要考虑千年的未来？因为原子辐射的再处理非常困难。然而，如处理不好这个问题，新的日本的生活不会出现，也创作不出新的日本文学。
　　
　　关于“希望”
　　
　　由海啸引发的灾难和战争灾难与空袭不同，所有的财产都在这里损失殆尽。侥幸生存的人只是捡了一条命，从绝望中以生的意愿看取希望。对于这一“希望”如何思考？对它如何用语言来表述？这一问题对于文学家来说是重要的。
　　
　　村上龙认为，福岛事件“反原子发电，摆脱原子发电，还是推进原子发电这些议论已经毫无意义。”这一看法不少人都有。当时每周五夜晚在首相官邸前数万人的抗议集会就是很好的证明。对此，村上春树认为，前些年日本人的生活很富裕，为此没了“希望”，震灾的经历使日本人又得到了“希望”。换言之，这是跌到谷底之后朝向未来的“希望”。村上所说的希望即是新生活的意思。在原子发电再启动中是创造不出新生活的。那么村上的希望也是子虚乌有，其结果只能是依然故我。
　　
　　前面提及的松浦寿辉说过，盼望日本人过上新的生活，对于“21世纪的‘战后’文学”寄予期待。他的“在那里从最恶劣状态中重新站起的希望”与村上龙的观点相通。质言之，日本的政治、社会、人们已从最恶劣的事件中发生了变化。但是震灾过去一年了，根据松浦的看法，日本的政治、社会以及人有变化。甚至社会比
　　
　　以前更为闭塞。特别是媒体与学者的浮躁很突出。结果对于推进这样的政治的政治家和拥护他们的学者放任不管的倒是国民。这样的反省话也是从作家口里说出的。中岛京子强调指出，日本国民对于社会的消极懒惰、不关心是核事故发生的一个原因。日本是民主国家，政府应该成为国民的代表，如果不能如此，国民的消极懒惰、不关心还会继续，只能是坐等下一次灾难的到来而食其恶果。
　　
　　与此相反，从日本的传统文化、国民性论及日本人“希望”的作家也不少。长部日出雄也很重视希望，但是他加上了奇妙的说明。他认为，希望的源泉在于对于天地的敬畏与感谢的这一日本人的感受性，这就是本居宣长所说的“もののあはれ(物哀)”。
　　
　　看过长部的说明，我想起了村上春树在不久前接受卡达路尼亚国际奖时的讲演。村上春树认为，日本人是具有“无常”观的，即是说，在现实世界上谁也不能常住，这一世界观从古至今在日本人心中是存在的。为此，日本人对于超过想象的大自然的凶猛往往不与之相逆。而在自己的这一态度中看到的是“美”。另一方面，日本人具有在绝望中继续生存的决心和精神。他的这一发言不仅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在国外也广为传播。村上在这里对于前者“日本人的无常观”作了强调，对于后者“生存的决心”未提及来源。“生存的决心”是从“无常观”来的吗？或者如川上弘美所描述的那样，是即使生活变了也视自己的日常生活并无变化的意志吗？村上春树既然对于原子发电事故有认识，他强调对于“自然”的“无常观”？我甚抱疑问。日本人对于震灾与海啸的态度也许如村上所言，但是，对放射性污染“无常观”该如何对待呢？在那里可以看到哪种希望呢？此处不是和曾野绫子、佐藤爱子的“绝望”并无大的差异吗？含有对不变的日常生活具有深层的焦躁与愤怒的川上的作品，还有积极的意味吗？
　　
　　目前日本很有影响力的民俗学者赤坂宪雄将日本东北地区的人对于不幸的一直忍耐和冲绳人当年对于天花流行的忍耐进行比较。而他主张，震灾以后，日本人应该改变近代主义世界观，而学习对于灾难无防备地迎接。
　　
　　以上是长部、村上春树、赤坂基于日本文化传统的自然观、世界观对于希望的论述。他们虽然对震灾和原发事故两方面均有认识，但是，只是谈及震灾。震灾是天灾，核事故是人祸。日本人对于天灾和人祸可以同样对待吗？赤坂宪雄举出今村昌平导演的电影《黑雨》。对于含有放射性物质的“黑雨”人们以天灾来对待。这是日本人的美德吗？赤坂提出的在此事故中的态度还可取吗？岂有此理！我倒认为这正是招来核泄露事故的原因。
　　
　　在这次震灾发生后，谈“希望”的类似的文化、精神论不少见，高树的说法是其中最典型的。她附和惊叹日本受灾地区犯罪很少的外国媒体，说日本是“人性的大国”。高树说“像日本人似的欣赏花落的国民，是世界所未见。我要夸示日本人的这一习惯”。意思是说，日本人具有武士道精神，面临着最困难的状态还能维持人伦！我认为，这是一种开玩笑似的语言。
　　
　　根据“物哀”、“无常”以及民俗学的知识来思考日本文化与精神，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为了未来希望的根据而思考的话，就把这次震灾“小视”了。更为麻烦的是，还会把原发问题隐匿起来。我认为这种思路是不能导致新的日本社会，也不能创造新的文学的。
　　
　　作家的实际行动
　　
　　作家，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不仅靠创作，还要进行其他实际行动，以此面向社会。在其动机中有相应的理由，从而体现作为日本作家的独特风貌。与此同时，在那里也会反映出日本社会的问题所在。
　　
　　濑户内寂听说:“地震、海啸是天灾。但是，核泄露事故明显的是人祸。我想对于由人搞出的人祸，至少应由人来制止，防止灾难才行。我为此要献出余生”。他大声呼吁:“靠他人事故废除不了，只有靠我们自己战斗才行。”这位90岁的老作家的直接行动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
　　
　　另一方面，林真理子的行动也是个典型。她对自己在地震发生后的行动做了反省。第一，她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到寿司店吃寿司，然后把这件事情写在她的网页上，因此，她的网页招来一片责骂声。按照日本社会的常识，去寿司店吃寿司是很奢侈的，由于海啸受灾地区的人们失去了一切，而林真理子竟去寿司店吃寿司，不近人情，为此受到批评。
　　
　　而且，她又为了躲避核泄露的灾难而秘密地逃到关西。跑到关西的林真理子回东京后自责，反省自己行为到达非人的程度，应守护的底线。为了从这一心态解脱，她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各处奔走募集救援资金。
　　
　　和林真理子一样在逃难以后自疚的还有作家乃南。她这样写道:“非灾区的所有人们不管那一天意识到与否，开始背负逃跑的内疚的重负。”这一内疚“成为我的十字架”。同时这位女作家认为今后日本人应该继续背负着这一十字架。换句话说，日本作家应该承受十字架的重负而创作。可是我认为，像林真理子和乃南两位作家，从对自己逃难的反省出发而进行文学创作，未必是可行的。
　　
　　林真理子和乃南所共有的“内疚”和“十字架”概念在日本社会是广泛存在的。所以多和田叶子对此怀有畏惧。他说:“一个人留在国内陈述与众人不同的意见，或者移居海外，都是要有勇气的行为。”日本的网络上最近风行“逃跑者是胆小鬼”的话语。“大家一起接受辐射就不可怕了”、“我去做发电站内部的工作，为了救赎大家而死！”这种话语又可怕又可笑。
　　
　　我认为，新的文学应该考虑的不该是这种问题，而是为何很多日本人没有逃跑，为何没选择逃难，或者没有感受到逃难的必要，或者不能感受到逃难的必要。这是问题所在。用日本文化的精神论还是以“内疚”的视点来思考这样的问题是不行的。有不少大问题值得反思，包括世界观问题。对于信息的思考力和洞察力，不能提供真实信息等问题。我认为，“21世纪的‘战后’文学”应该对于这些进行思考，基于此进行批判从而描写新的世界观的生活。我目前只能对此期待。